理性与魔性

卢德坤

当代英国文坛有好一些女作家，她们的作品意象纷繁，别有异彩。安吉拉·卡特、A.S.拜雅特、缪丽尔·斯帕克是其中翘楚。很可惜，大陆对她们的引介都算不上多。相比较而言，台湾出版界对前两位着力甚多，特别是安吉拉·卡特。这些英伦玫瑰色彩艳丽，然而多刺，让人不容易亲近。说起来，A.S.拜雅特仍算是“扭曲派”中的学院派代表。零碎不论，《隐之书》之前，大陆还出过一本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的《马蒂斯故事》。顾名思义，三篇小说都跟马蒂斯的画作扯上关系，拜雅特大概想以小说阐释画作的义理罢。在她的小说中，我们总可以看见大量的人名、引文，有迹可循的还好说，偏偏拜雅特小姐还爱作袁子才先生，常常自己杜撰起古书来。读者翻开一本号称“一段罗曼史”（《隐之书》副标题）的长篇小说，却看到满目都是长则十几页，短则三四页的诗歌，其中还夹杂着文艺批评、传记段落，大概是要落荒而逃。如今，这种杜撰也算是现代文学中的小传统了。当然，没有良好的学养，只怕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这本厚达45万字的长篇小说有两条时间线：其一是19世纪，跨度颇长；其二是1986年，短短数月。拿1986年那条线来说，虽然引用的真实或虚构人物甚多，但是除了男女主角，小说主体人物的数量大概十个手指头就数得出来。可想而知，如此庞大的小说体积不过发生在一个“小世界”里面。你方唱罢我登场，统统围绕着一场意外出现的文化疑案。所以，虽然小说的场景也拉到了法国的布列塔尼，但是很难说它有什么宏阔的视野。在这个“小世界”里，所有主要人物都有着学术背景，他们都操着行话。而知识不仅是理解小说的钥匙，而且还是小说本身的主题之一。

小说伊始，落魄的主人公罗兰·米歇尔坐在图书馆，就已发“追求知识的道路绵绵无尽，说来枯燥，却又令人向往”之叹。具体说来，他是就自己的研究对象，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鲁道夫·亨利·艾许而言的。为了理解一个人，什么蛛丝马迹都要掌握。而艾许肯定会同意他的研究者的看法：“写下《创世纪》的人恰如其分地定位出我们因知识欲而饱受折磨的因缘，说起来，知识欲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从某方面来说——它驱策我们向善。向善，也向恶。”罗兰·米歇尔和鲁道夫·亨利·艾许都是那种想在自己的领域中无所不知的人物，鲁道夫·亨利·艾许矻矻于神话学、地质学、植物学的研究都是为了自己的诗作。而小说中较为负面的美国收藏狂克拉波尔教授和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同样都想无所不知，所以才会为突然出现的诗人情书引发一场追逐大战。小说中有一段艾许评论降灵会的话，说鬼魂实在不必麻烦从坟墓中费力跑出来倾述“奶奶把她一只新的胸针放在爷爷的座钟里头”，倒可以为学术圈的碎片化做一个注解，这样的信息有多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欲引发更多的恐怕是那种平庸的恶。这一帮在知识大棒敲击下的人物还常常忘了道德的桎梏：罗兰盗取公共财物，克拉波尔深夜挖墓。而艾许，他的探索之旅很难说不是为自己的偷情打掩护。“多少通天高塔只为一瞬间的激情焚毁在火中”。

这里就触及了小说题名“Possession”所示的主题。之前这本小说一向被译为《着魔》或《占有》。这个台湾译本引进前叫《迷情书踪》，与主题多少还有些沾边，但改成《隐之书》，就毫不相干了。“咱们的老祖宗以前就躲在这盘旋的树丛之下，我相信是如此——只是那双眼睛在看着他俩——看着这两个大意吃下了致命的知识的人儿”因占有欲/知识欲引发的激情/魔性，拜雅特探讨的仍然是那个古老的主题：理智与情感，或曰，理性与魔性的相交缠绕。罗兰在伦敦图书馆不假思索窃取文献是因为“着魔”，艾许对克里斯塔贝尔一见钟情是因为“着魔”，“无知渺渺无尽，宛若一层灰蒙蒙的薄雾，然而其中又隐约漂浮着一些坚实的东西”。初初是想抓住那“隐约的”“坚实的东西”，此后愈演愈烈，然而理性的力量又加以抗衡，不甘一溃千里。艾许与克里斯塔贝尔未能在一起，绝非因为道德缘故，这一切在克里斯塔贝尔的自述里表明得很清楚，她与艾许分离乃因魔焰让人愉悦之余，使其找不到生活的本源了，简单说来爱情的幸福让她无法写诗了，而这正是理性的掣肘：自由比爱情价高。我觉得拜雅特的高明正体现在这些地方，这本厚实的小说的两段情节其实非常简单，只是切割的碎了点。除了知识的包装，内里充斥着罗曼史元素、通俗剧情节，然而艾许与克里斯塔贝尔的分离不啻为一种升华。但是以为拜雅特只这么点能耐，那就错了。与以往的作家不同，在拜雅特这里，理智与情感是有侧重点的。或许，马蒂斯的话最能体现拜雅特的观点。他说：“我的画是热情的产物，而不是理智的结果。”而让艾许和克里斯塔贝尔分离之后的故事持续精彩，更多的是魔性的作用。

抛开学术外衣，《隐之书》是部很好读的小说，结构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不断出现的引文、书信、日记大可看作通向真相的证据。小说的结尾，似乎人人都知晓了真相，学术人生仿佛圆满了，然而小说最后三页简直是神来之笔。有人说，尾声的欢快明亮决非维多利亚时代的真实写照。我在上面也说，艾许与克里斯塔贝尔的分离亦非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风气的作用。这是否是拜雅特“类犬”的地方呢？彼得·盖依在《施尼兹勒的世纪》中早告诉我们维多利亚时代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陈腐，因此不能据道德观判定艾许等人物的非真实性。事实上，就算没有彼得·盖依拨云见月，这也没什么好惊奇，一般的理性在此不起作用。虽然，理解这部小说很多细部需要足够的知识，但是如果未能体验吸引飞蛾扑火的那种魔力，有再丰富的修养恐怕也无济于事。

《新 京报·阅读周刊》2008/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