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文《曼谷玛利亚》：“红灯区模糊的一个她，/拿年轻仅有的美色粉饰繁华。/文华里同时这一刹那，/同龄的她正扣着我臂弯喝茶。/身份既隔着千里，/也似在命运两极，/当中有个有资格更高级吗？
    “同样都叫玛利亚，/同样都信玛利亚，/同样得到温饱一样每天修甲购物吗？/为何一个注定半生看脚下陆沉曼谷/又有一个却直飞东京沿路买奢华？”（shine《半熟男孩》）
    
    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中译本P74-76：在近代，工作的世界得到了尊崇，不过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即使关于“工作之尊严”的概念幻觉，也丝毫没有改变生活之命运基本上的不公正。这种生活的命运让一些人干机械性的活，让另一些有才能的人做创造性的事。奴隶社会暴露出这种带有无情的坦率的不平等，而现代社会表现出的是忸怩作态，又不愿放弃支撑文化的剥削。倘若艺术审美地说明此在的理由，那么这发生在一种残酷的基底上（1，768），这个“每种文化本质中的残酷”，对尼采来讲再次证明，此在是一种“永恒的伤口”。……他坚持了“艺术的形而上学”的价值，可是这种艺术：
    “由于穷人的缘故无法在场，而得完成更高尚的使命。[不过，他继续写道，]即使我极度痛苦，我也不能向那些罪犯扔一块石头。他们对我来说只是得多加思考的、一种普遍罪责的载体！”（B3，204）
    ……对他来说肯定的是：平等和公正的原则，如果坚持不懈地实行，必须转入文化敌视。但是，因为艺术要感谢不公正，那个享有参与艺术之特权的人，就不允许狂妄自大。他应该始终意识到罪责的关联。
    尼采在此触动了一个古老的话题。它牵扯到神正论问题，它以前涉及上帝和世界的关系，现在同艺术和非艺术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有关。尼采以他关于世界的审美理由的表述，明确地同神正论建立了联系。根据回忆，古典的神正论问题，从约伯一直到莱布尼茨是这样的：面对世间的祸害，上帝的实存该如何得到辩解？自从古老的上帝消失以后，神正论问题指向艺术，它是：面对世间的祸害，艺术那相比较而言奢侈的事业该如何得到辩解？一些人搞艺术，而另一些人受苦受难，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世间不公正的一个骇人听闻的证明？世间的呻吟和艺术的歌唱……这该如何调和？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译者注： Hugo von Hon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以后为此写下了一首名诗：
    “有些人自然必须死亡，/在沉重的船桨摇动的地方，/另一些人居住在上面船舵之旁，/他们知道鸟的飞翔、星的家乡。”（Honfmannsthal 26）

2008年一月十九日补记：萨弗兰斯基另一部著作《恶或者自由的戏剧》中也引用了霍夫曼斯塔尔的这首诗，见中译本P204。其中还引了另一段（见P205）：“许多命运同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生存紊乱地玩弄他们，/比这个生命漫长的火焰或狭窄的弦琴/还更多的，就是我的部分。（由译注提示可知译文参考陈铨译瑞士沃尔夫冈·伊塞尔著《语言的艺术作品》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